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随着疫情形势好转，5月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已实现由负转正。
接下来，如何提振企业家信心，如何乘势优化产业结构，浙江能否完成工业增加值年度增长目标？本报记者专访了省政府特约研究员凌云。
记者：当前，浙江工业经济恢复势头如何？
凌云：2022年浙江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目标为6%以上，这是基于去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作出的判断，而周边重点城市发生疫情是今年一季度突发情况，对完成今年我省经济发展目标增加了难度。
目前来看，今年1月至5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较年度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要完成今年上半年及全年目标是有难度的，必须通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坚持问题导向，做好精准服务，激发企业活力，我们实现全年的预期目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何以见得？这里有一组数据：研发投入方面，今年1月至4月在利润下滑的同时，全省规上工业研发投入仍同比增长22.8%，体现了我省企业对创新驱动的深刻认识和对未来发展预期的信心。工业增加值方面，5月全省工业增加值由负转正，预计6月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比5月更好。
此外，1月至5月全省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18.0%、工业投资增长15.6%、技改投入增长19.9%，这些指标均展现出趋好态势。
记者：目前趋好态势之下，依然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如何进一步稳预期、增信心？
凌云：预期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期望，它引导着企业作出经济决策。近年来，积极拓展市场、依靠创新驱动、主动调整结构、全球化经营的企业，仍然发展稳健，信心十足，但也有一部分企业存在发展信心不足的问题。
从近期看，主要受疫情影响，供应链被阻断，保生产难；市场拓展受阻，保份额难；售后服务不畅，保客户难；产能发挥不足，稳员工难；现金流受影响，保生存难；政策效用递减，稳预期难。近期的“六难”，核心是前期人流、物流受阻。一旦疫情缓解，人流、物流充分流动起来，近期困难会逐步化解。
但从中长期看，部分企业可能受到复杂国际环境波及，更多企业面临科技创新瓶颈制约等。
要破解这些问题，首先要让市场主体稳住两个预期：一是政策稳定的预期，政策、法规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政府要打造一个长期可持续稳定的良好预期的政策环境，让企业对预期可确定、能把握；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稳定的预期，要让企业家心里有底，在满足什么条件下，可以无需担心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尤其是量大面广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这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要保护好发展的热情。
同时需要注意，目前的减负降本政策，有很多是阶段性的，是很积极的，但也要兼顾减负降本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让企业做好心理准备，避免突然“撤梯”。
其次，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用好用足科技扶持政策，依靠科技进步引领发展。我们发现，即便受到疫情等影响，有竞争力的企业依然不会“被脱钩”，牢牢生长在全球产业链上。
最后，政府应以高质量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
记者：面对下行压力，浙江如何实现稳工业和优结构同频共振？
凌云：当前，疫情对经济影响较大，稳经济是最根本的，要慎用淘汰出清等抑制企业发展的政策。应当面向时代发展的方向，围绕创新驱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继续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以数字化智能化设施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牢牢把握以智能化为主攻方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既要尊重市场内在规律，也要做好生产要素调控。既不要袖手旁观，也不要“自作多情”，科学合理地运用好政策杠杆，精准做好保障。
记者：如何看待浙江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现象？
凌云：目前来看，浙江制造业在研发和品牌“两端”没有外流趋势。比如代工巨头申洲集团，在国内做研发、设计，原材料、装备和高端产品生产环节都在浙江本地，只将一般加工环节转移出去。因此，该现象可以理解为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合理的分工布局，没有必要过度担忧。
当然，各地仍须把握好产业梯队的动态平衡，如果科技创新的速度还不足以支撑发展和就业，就要避免出现过快、过度地转移产业。
许多人担心加工等环节的产业转移可能会带来“就业真空”，在我看来，传统产业在机器换人、优化生产的同时，其吸纳的就业人数一定是递减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创新驱动来开辟新的产业、创造新的岗位，优化调整就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在优化存量上，浙江应该继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减少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继续发挥浙江块状经济的优势，转变生产方式和制造模式；走高端化路子，把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在做大增量上，要强链、补链，围绕产业链“招大引强”，形成移不走、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并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品牌提升，最终让两类企业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