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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并举行三场高级别论坛。数字经济论坛作为其中之一，以“发展数字经济、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为议题，提出“打造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数字丝绸之路”[1]。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大数据为载体，是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新方案。
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历程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四项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五点主张”。“数字丝绸之路”概念雏形作为国际性议题被提出。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中指出“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1]。2017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我国与老挝等七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数字丝绸之路”从一国发起的理念到多国共建的行动[2]。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6年来，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数字贸易持续拓展，跨境电子商务成为重要推动力，我国已与30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建设跨境电商大平台；数字产业与技术合作广泛开展，合作成立了产业示范园，共建数据中心、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技术转移中心，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中阿网上丝路；数字金融呈现亮点，我国移动支付进入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与欧美、日韩在区块链、智能金融等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也稳步推进；影视动漫、游戏、在线音乐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载体与文化国际交流的纽带。数字经济合作正逐渐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新的主流。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企业“扬帆出海”。
中国数字企业针对不同区域市场，依据自身规模优势与业务能力特色，不断推进出海广度与深度。总体来看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互联网工具类产品为主，以手机优化和文件管理等为代表的工具类产品技术门槛低，受地域文化影响小，凭借免费、解决用户刚需的特点，在海外成为当地移动互联网重要的流量入口。猎豹是该阶段的代表企业，针对当时安卓系统的用户痛点：软件清理、手机杀毒、电池耗电等，推出“猎豹清理大师”、“电池医生”等产品，免费给用户使用，以广告方式变现，进入北美市场。第二阶段以内容类产品与模式输出为新主，包括新闻资讯、社交游戏、在线教育内容与电商、出行、支付等模式输出，发展空间更大、变现能力更强，但进入壁垒也更高。字节跳动是该阶段的代表性企业，将在中国成功的模式复制到海外市场。第三阶段，中国数字企业向世界推出中国“智造”，在提升国际化视野、积累人才资本优势后，弯道超车，开展技术输出。如基于产业互联网，电商企业SHEIN通过DTC模式抓取全网时尚信息结合自身平台数据，从设计到生产快速响应用户。
二、中国数字企业出海特征
（一）强能力与强意愿
中国数字企业有强大的能力出海。中国经济加速向数字经济转型，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远超GDP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提升至41.5%[1]。中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巨大的用户应用场景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锻造了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国数字企业，也涌现出社交、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美图秀秀等一批本土的业态与模式创新，游戏、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线上快时尚等行业的一批企业已经形成对海外的品牌影响力。
中国数字企业有强烈的意愿出海。国内互联网增速放缓，人口红利减弱，用户已接近饱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数字企业面临增长瓶颈，寻找新的蓝海市场，携技术与商业模式优势向数字经济不发达国家渗透是必然的战略选择；数字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是为其指明了方向。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二）政策与资本助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省级、市级层面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不断深化和落地。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参与分配，将数字经济的作用推广到经济社会各领域。“一带一路”政策为中国数字企业出海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对数字企业出海有所助力。部分海外区域政策，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也为中国数字企业出海提供便利条件与专业服务。从私募创投机构到公开资本市场，为中国数字企业与创业者出海提供资金与资源的支持，文化娱乐、企业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出海业务受到资本青睐。早在2010年前后进行海外布局的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借助其技术、资源与经验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如百度智能云、华为移动服务生态、阿里巴巴数字化出海项目等，帮助中国数字企业出海。
（三）规模、区域与赛道并行扩展
大中小企业数字企业齐头并进，出海区域与行业赛道不断拓宽，从产品出口到模式输出、技术输出。
第一，从出海企业规模上来看，中国出海数字企业中，77%是规模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70%是B轮融资及以前的早期创业企业阶段，2000人规模以上的互联网大厂仅占1.5%[1]。初创企业凭借灵敏的嗅觉和灵活的机制，走向海外市场，做差异化深耕，业务集中在游戏、文娱、旅游等领域。中国出海大企业以高资本、高技术储备投入云计算、AI、出行、智能互联、金融科技、企业服务等行业领域。
第二，从出海企业区域上来看，中国数字企业已经走向东南亚、中东、南亚、北美（美国与加拿大）、日韩、非洲、拉美区域。新兴市场网络基础设施提高、网络费用下降、移动设备普及率上升、人口结构年轻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多个具增长潜力的市场。其中，东南亚和南亚市场是中小企业出海的主流目的地，产品覆盖了游戏、工具、娱乐、社交、电商各个领域；中东市场文化壁垒较高，但网络基础设施完善、人均收入高，长期深耕这一市场的中国企业在游戏、娱乐和电商产品上取得了良好收获；拉美市场时差和地理间隔大，需要高度本地化的运营策略，出海企业以百度、滴滴等互联网大厂为主；非洲市场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发达市场增量见顶、存量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欧洲不断收紧数据隐私保护监管政策，对习惯深度挖掘用户数据的中国短视频、社交产品存在较高的监管压力。面向发达市场的出海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韩市场，以游戏类产品为主。新加坡以其特殊区位、开放政策与数字经济基础，成为我国数字企业出海的重要试验地。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第三，从出海企业赛道上来看，游戏、视频、电商、消费电子、金融科技、技术服务是中国数字企业出海的主要赛道。游戏赛道尤为亮眼，我国出海数字企业中，约48%从事游戏业务，从2017-2022年，游戏类产品海外收入增长15倍，全球移动游戏35强中，中国企业上榜13家。很多小微型、初创型游戏公司在东南亚、中东、北非新兴地区表现突出。游戏作为一种内容载体，未来有望类似美国电影、日本动漫一样，承载中国文化向世界输出的重任。短视频、直播等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快速复制到新兴市场，2016年开始出海企业携国内视频模式进入东南亚市场，2019年东南亚市场排名前十的视频娱乐软件全部由中国企业所开发。
三、中国数字企业出海阻碍
（一）本土化合作与政府沟通渠道不足
本地化是跨国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我国出海的数字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缺少海外分支机构与当地人才储备，须依靠当地合作伙伴开展本地化运营，但在文化壁垒较高的欧美、中东和南美，缺乏寻找和对接高质量合作伙伴的渠道，因本地化不足而受挫或被合作伙伴诈骗的现象常有发生。同时，出海企业也缺乏与东道国政府沟通渠道，缺乏了解政策趋势的权威来源，造成对所在国的政策认知不足，增加企业在外汇、环保、劳工、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风险，也错过利用优惠政策减少企业成本的机会。
此外，很多数字企业对我国的支持政策与官方的合作机制认知不足，缺少参与渠道。我国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开展中小企业国际化促进专项行动等，从政府指导、金融支持、财税优惠等角度扶持中小企业出海。但，很多出海的中小企业并不了解相关政策与扶持机制，在税收、国际货币等“走弯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政治因素干扰
在国际政治大环境下，由于受到战争威胁、疫情冲击、油价波动的影响，全球发展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国家的财政状况一直不容乐观，部分行业甚至因为疫情出现收益下滑、裁员甚至破产，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也在不断萎缩，影响投资的收益。加之，中东地区青年失业率高企、高素质劳动力较为短缺、经济高度依赖单一能源、恐怖主义以及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将对该区域投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东南亚合作国方面，目前各国政局相对稳定，但各国党派众多，激烈的党派争斗可能带来重大的政治风险，就连执政地位稳固的越南也存在“南北党”现象。不同党派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方向不同，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与外交关系等。外交关系方面，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较为良好，但部分国家仍然存在领土争端、反华势力等问题。例如南海问题是越南、菲律宾与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一旦南海主权争端发生，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破裂将影响到跨国投资。此外，东南亚作为战略敏感核心带，其外交政策往往受制于美国等大国。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在中美贸易与科技摩擦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着力对中国数字企业出海进行打压。如2020年8月，抖音国际版Tik Tok在美遭遇禁止交易；并被强制要求在11月中旬出售美国业务。印度政府也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禁止Tik Tok、微信、QQ、小米视频、百度地图、微博等中国数字企业的移动应用在印度使用。而中国对海湾国家的数字经济投资也遭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干扰，影响了投资安全保障。美国政府已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后者警惕中国公司在疫情引发经济衰退期间对以色列高科技企业投资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加强对外合作并积极寻求外国直接投资，类似的审查和警告也越来越多。美国国务院已经警告过海湾各国政府，在考虑与中国方面的经济联系时“需要权衡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价值”。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中东欧地区大力推行其“清洁网络”协议，中东欧国家在其游说和压力下，加强了对电信供应商的安全评估，将华为等中国公司排除在5G市场之外。
（三）海外监管趋紧
我国数字企业出海需面对东道国政府和产品发行平台双重监管，监管环境整体收紧。合作国结合自身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与优势产业，不同领域监管趋紧程度各不相同。金融科技领域，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监管政策体系从2017年开始紧缩。2017年是东南亚地区金融科技市场发展的黄金年，但随着一系列的恶性催收、砍头息、爆通讯录等风险事件的发生，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收紧，对于外资金融科技类企业的监管更加严格审慎。自2018年始，东南亚各国开始收紧对网贷的监管，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和征信体系的建设。金融监管政策的升级进化改变了东南亚金融科技市场格局，当地传统金融巨头及新兴金融科技集团正在完成对“规范后市场”的整合。随着金融监管政策体系的完善与市场空间的压缩，外商投资准入门槛被不断拉高，中国数字企业与东南亚国家数字金融合作空间愈加逼仄。在新兴市场监管中，多数政府对短视频、直播等产品提出更高的内容审查要求，发达国家政府由于出现的滥用用户数据事件加强了对数据隐私的保护。在保护主义背景下，有些国家政府对中国企业的监管苛刻，甚至直接禁止中国企业运营。平台监管层面，Google等中小企业高度依赖的发行平台也不断加强对开发者的监管，2019年以来大量中国数字企业开发的产品因违反广告政策遭到下架。中国数字企业出海亟需提升适应监管的能力。此外，出海的中小企业实力与经验有限，造成资金进出境复杂，容易触及监管红线或承担较高的汇兑成本。
这些障碍不是依靠企业自身与市场力量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四、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前景与策略
（一）区域市场出海前景
不同区域市场中国数字企业合作前景呈现出差异性。发达地区的美加、欧洲、日韩三个区域数字经济市场增量空间较小，竞争烈度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美加和欧洲人口增长依赖移民，日韩人口增长乏力。三地消费者均对产品品质有较高要求，价格敏感度低，美加和欧洲消费者的需求比日韩地区更加多样，细分市场多；日韩地区消费者国民忠诚度，压缩了中国数字企业出海的发展空间。三地都拥有成熟的数字经济业态和法规体系，数字经济发展领先，与我国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数字经济全球产业价值链布局、数字技术标准设定推广方面与我国存在竞争关系。三地数字监管体系完善，北美和日韩的监管政策侧重保护本土产业，欧洲的监管政策侧重保护国家和个人利益。北美和日韩的数字经济市场整合度较高，本土产业力量对本国数字经济的把控程度高，欧洲的数字经济市场整合度较低，美国与欧洲存在竞争，欧洲政府倾向于以监管政策抵御美国“数字经济侵略”，对企业监管要求较严格，这会给我国出海企业带来较高营商成本，但也带来了相对北美和日韩地区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1.发达国家区域
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数字企业较难形成较强市场影响力，出海到发达国家的数字企业需具备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竞争能力。其中，中东欧地区和韩国是数字丝绸之路重点推进区域，捷克等5个中东欧国家和韩国已经和我国签订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韩在二次元文化、传统文化元素上与我国相通，具有较好的内容付费意愿与游戏消费习惯，适合开展文娱与游戏合作。中韩两国在跨境电商方面合作，如山东威海与韩国仁川合作建立电子商务信息平台、设立海外仓储区。此外，美加地区以移民或移民后代为主，人口结构复杂，文化背景与文化消费需求多样化，文化娱乐的细分市场较多，美加本土游戏厂商集中在PC游戏开发上，为我国移动游戏厂商提供了空间。我国数字企业适合以文娱与游戏为合作领域，在美加建立运营团队，完成文娱内容产品与移动游戏的本土化。
2.发展中国家区域
在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与东南亚、中东地区在新兴市场中数字经济合作最紧密。东南亚人口众多，结构年轻化，互联网消费增长速度快、粘性高，对电子钱包等接受程度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电商、IT、金融科技等行业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市场空间大。但也存在经济政治环境不稳定、市场业态较混乱、数字经济监管不完善、数字鸿沟等负面影响，我国数字企业经营风险较高[1]。东盟地区是我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数字企业与其合作重点也不同，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基础发展较好的国家，重点合作集中在数字技术、智慧城市；在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侧重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转型合作[2]。中东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化，数字经济消费需求较大，对新经济形态接受度较高，但经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除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以外的地区由于战乱无法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且与我国的合作受到美国干扰。土耳其和海湾六国是我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土耳其、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已与我国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中阿合作论坛是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我国数字企业在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北斗系统等领域正积极与土耳其、海湾国家合作[3]。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此外，我国与南亚、非洲、拉美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主要通过数字企业的民间商业往来实现。南亚人口红利与改革动力充足，但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监管体系不完善和数字鸿沟制约我国数字企业出海。中印关系复杂多变，印度多次对中国数字企业发起制裁，巴基斯坦等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南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亟待完善，中国已与孟加拉国签署数字丝绸之路的谅解备忘录，并与南亚多个国家在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共享经济、移动支付、信息安全领域开展合作，解决其数字鸿沟问题。非洲人口红利充足，数字经济市场开发潜力大，但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低，且难以整合形成统一有效的非洲数字经济市场，开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难度高。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国数字企业出海非洲的主要形式。疫情期间，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分享数字技术“云抗疫”、发展“云经济”，以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带动非洲特色产品对华出口，以电商为主开展合作，并对其培养数字人才。拉丁美洲人口红利充足，互联网渗透率较高，但不同社会阶层在互联网使用方面的数字鸿沟，数字经济业态尚未成熟，目前我国已与古巴、秘鲁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我国数字企业在数字贸易、数字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电子商务领域与拉美国家广泛开展合作。
（二）出海策略建议
1.整合国内政策支持资源的工作体系
建立有利于整合国内政策支持资源的工作体系。包括：（1）完善中央和地方层面协调体系，数字企业出海涉及领域复杂，涉及多个部委职能，建立中央部委协调机制，并在地方层面统筹发挥已有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作用。（2）调动政策性金融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本大，大量企业参与海外电子政务、在线医疗和教育等短期内不产出高现金回报的公共事业，须调动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亚投行、丝路基金对接，设立专项支持资金支持，并针对能给东道国带来社会效益和正外部性，但盈利能力有限的项目，利用外援建设和外援捐赠的资金。（3）完善地方政府的促进体系，建设地方的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支持、产业对接平台、人才培养等功能平台。
2.出海信息分享机制
搭建中国数字企业出海的信息分享机制。包括：（1）中国数字企业与东道国的交流机制。我国数字企业缺乏与东道国政府对接渠道，面对政治局势复杂、政策多变的新兴市场经常付出高昂的沟通成本。数字丝绸之路建立了我国与合作国别数字经济主管部门的沟通机制。依托数字丝绸之路，定期组织我国出海数字企业与东道国政府部门开展对话，交流经营中面临的问题，建立从东道国官方获取最新政策趋势的可靠管道。并推动我国数字企业在海外各国商会合作，以企业团体建立与对口部门的沟通渠道。我国部委在重大项目或重要问题协助出面协调。（2）强化国内政企交流机制。我国数字中小企业对我国“走出去”政策与扶持机制不熟悉也较少利用，对数字丝绸之路等官方合作机制认知不足。由部委以线上形式面向数字企业宣讲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组织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就国际资金汇兑、税收等问题培训，帮助企业提升出海业务的合规水平。并加强对我国与沿线各国数字经济合作项目的信息分享。（3）建设数字经济国别服务中心，以官方渠道与对方政府部门共同推动两国认可的专业机构共同在海外设立“数字丝绸之路”的服务窗口，帮助中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出海寻找当地合作伙伴。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3.多元团体工作平台
完善多元团体工作平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中小企业组团出海。在数字丝绸之路机制下，组建数字企业合作联盟，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组织、市场化的专业服务平台和出海企业多方纳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三方联动，为中国数字企业出海提供专业服务，定期同政府部门沟通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进展与诉求，组织企业组团对接合作需求。此外，政府和相关社会机构还可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与人才培养，帮助企业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强化员工国际化素质，增强中小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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