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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加速出海，脱不开国内外的宏微观背景或条件，我们可以从“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方面来分析其动因，进而从经济学理论中找寻深层机制的解释答案。
一、国内层面的推力
一是基本面与政策因素。2018年之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小，并伴随一轮密集的行业管制风潮。游戏领域，国内版号审核和未成年人保护政策趋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平台经济反垄断，严重打击了互联网大厂的发展，诸如蚂蚁金服的上市也被取消。数字文化领域，内容监管也日趋严厉。这些都驱使互联网资本和企业“被动”海外转移。回顾历史可知，当前的出海潮并非新现象。早在1998-2002年的经济通缩期，由于国内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价格收缩，债务拖欠严重，三角债盛行，其时实体企业就经历了一轮走出去、做外单的热潮。
在激励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近年政府出台大量的促贸政策与外资引流，推动企业“主动”出海。比如在电商领域，从打造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到提高海外仓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水平，从提升现有海空货运专线服务能力和辐射范围到延续实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政策扶持，成为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游戏出海领域，诸如2019年12月31日《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21年10月商务部、中宣部等17部门《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2022年7月21日商务部等27部门《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都强调了利用游戏作为国际化表达的优势工具，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和品牌建设，提升中国游戏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为游戏产业的出海提供了方向和动力。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二是市场因素。近年来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严重，商业竞争极其激烈，用流行语来说就是“内卷”得厉害，市场日趋饱和，企业发展机会有限。新冠疫情后经济下行压力不小，价格通缩严重，低价的“逐底竞争”更加白热化，利润空间极致压缩，驱使中国商品、制造和资本加速出海，寻求开辟新的“战场”。对移动互联网而言，诸多细分赛道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渗透率提升逐渐进入瓶颈期，整体收入增速趋于放缓，出海就成为了中国产业链向不同的区域自然延伸、并探索“新价值洼地”的必然选择。
三是产业和技术因素。中国作为外向型工业化经济体，有着巨大的产能优势和全产业供应链优势。中国互联网近乎野蛮生长，在不断向全球技术前沿靠拢的同时，也实现了商业模式革新。十多年来不断的互联网出海“试错”，积蓄了财富，更积累了经验教训，储备了国际化人才。这些都在客观上成为互联网资本和企业扬帆远航、并以服务带动制造业全面深度出海的支撑因素。
二、国际层面的拉力
一是全球宏观经济下行。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疫情以来中国商品在全球畅销，出口增长相对稳健。相关的谜题是，为什么特姆这种定位在物廉价低的电商平台，在市场发达、经济复苏稳固的美国能够快速流行？原因在于全球普遍“消费降级”。疫情后美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百分之百复苏的国家[6]，表面上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充分，股市大涨，但其背后却是财富效应引发的收入差距拉大，加上持续高通胀，普通人购买力下降，省钱需求很强烈，所以对物美价廉的日用必需品格外亲睐。在尼日利亚、埃及、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其汇率在2022年以来年跌50%以上。他们的日用品多赖进口，汇率大贬使得民众生活加剧恶化。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同期汇率也下跌不少，居民购买力下降明显。这些都给中国商品国际热卖提供了空间。当然，东南亚、中东个别国家或有中产阶级扩大及消费升级趋势，但这掩盖不了全球中产阶级“沦陷”的现实。
二是市场因素，中国元素开始吸引全球“口味”。一方面，在移动社交媒体时代，“碎片化”成为最典型的时代特征之一，不仅中国国内如此，全球都如此，但却成为短剧业兴起的最大时运和契机。人们对深度长视频的兴趣和耐心下降，“一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三分钟看完一部电视剧”正成为流行时尚。由此，情节紧凑、氛围感强的微短剧应运而生，能够快速“秒抓”观众情绪，敏锐把握观众的“爽”点。另一方面，全球疫情期间，人们居家时间增加，游戏成为了主要的娱乐方式，这进一步推动了游戏市场的增长。中国游戏、影视剧等内容在海外关注度及认同度颇高，同时海外用户付费意愿更高，出海有利于市场拓展。
三是AI等技术因素。人工智能的兴起及各类数字基建的完善，使中国企业出海如虎添翼。互联网天然具有全球化属性，但中文在全球互联网的语言层面并不具有优势，这导致了长期以来海外品牌传播能力的普遍缺失。当前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加速应用于出海方向，典型如数字虚拟人直播、视频生产、图片生产和修剪、文案撰写、智能化客服、智能营销等。随着ChatGPT的横空出世，中文在语言层面的弱势被大大抹平，国际传播变得容易很多。对于中国出海企业而言，积极植入先进的AI技术，不断提升效率和客户服务水平将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
三、中国互联网出海，依然符合传统经济学的若干逻辑
当前中国互联网资本和企业出海，不仅流向发展中国家，也流向发达经济体，如此双线并行的国际流动，可以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也可统一用“套利”概念来理解。
首先，向低位势发展中市场的出海逻辑。著名的“雁阵模式”或“产业梯次转移理论”揭示了工业化从先行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梯次转移的特点，互联网的国际扩散也符合类似规律。最初“从0到1”兴于美国，之后向全球扩散，中国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超大市场潜力，结合本土国情，不断复制和持续改进，不仅使得互联网落地生根，并快速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大厂、应用和商业模式，形成了全球互联网世界“两分天下，隔墙而治”的中美G2格局。当中国互联网在本土发展成功后，就开始向低位势经济体输出，寻找新的“第二增长曲线”或“新蓝海”。这就是更为通俗的孙正义“时光机理论”，即通过利用先发国家或行业的发展经验，指导和开发后发国家的市场机会。比如在判断出海机会时，很多投资人或创业者就把东南亚视为互联网“蓝海”。其依据是2023年印尼对标2010年左右的中国——彼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互联网和电商行业欣欣向荣，中产阶级开始崛起，品牌意识迅速增强。印尼等国当前的情况与2010年中国有相似之处，所以很多人相信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有“下一个中国”的爆炸式增长机会。
其次，向高位势发达经济体的出海逻辑。从FDI的微观动因视角看，互联网资本逆动流向美国等发达市场不外乎有两大原因。一个原因是“贴近全球互联网技术创新前沿”，更快更好利用硅谷等全球研发创新集群效应。另一原因则是“市场搜寻”，即深入更为深广的发达国家市场，拓展更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从更广阔的理论视角理解，当前“中国互联网资本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现象，也并不是新的经济谜团。早在1990年，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就提出了所谓的“卢卡斯悖论”[7]：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按理说资本应当从资本丰富的富国流向资本稀缺的穷国，而现实却出现了大量资本从不发达经济体流向富国的现象。卢卡斯在单部门模型框架内给出了三个可能解释：（1）生产力，富国工人应该是穷国相似工人的数倍；（2）人力资本，富国高得多，且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外部收益（the external revenue of human capital）。（3）政治风险差异，穷国比富国需要更高的风险溢价。受卢卡斯文章的启发，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制度质量因素方面。不难理解，当前互联网资本从中国流向美国等更为发达的国家，依然符合卢卡斯悖论的理论范畴，人力资本、制度质量和风险溢价等因素仍然有着相当的解释力。数字化转型网www.szhzxw.cn
上面运用不同理论，对不同的市场流向机制作了阐释。事实上，它们都可以统一用更为简洁的金融“套利”概念来理解。对资本而言，其本性是保值和增值。无论是“出海”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富国市场还是位势较低的欠发达市场，只要考虑风险的边际回报率，能够显著地高于母国市场，回报更高，而风险更低，那么出海就是有利可图的。当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出航海外，在全球寻求新发展，或许正因为目标市场的“边际风险回报率”相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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